序二:
学科之间的挹注互动
许倬云
这本书是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演的记录。2003年,承张维迎院长的邀请,来光华讲中国历史上的管理之学,当时颇觉惶恐。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化,曾对西周秦汉的社会文化有所探讨,近来兴趣则又上探新石器文化的分合与演变。我其实从未修习管理学,怎敢在光华管理学院讲课?
我涉猎管理学,是由文官制度切入的。说起来,人生本来即是一连串的“偶然”。我涉足这一课题,是由于旧日学生简静惠女士主持台北的洪健全基金会,经常邀我参加该会开设的演讲系列。洪氏基金会的学友,以台湾民间企业人士为多。我曾主讲有关领袖特质的演讲系列,当时我从中国历史上挑选了几位帝王将相,评论他们的成绩得失。这一系列的谈话,原音录音,转写出版,居然颇受读者注意,不但在台湾发行了若干版,在大陆也有简体字的版本。自此以后,我又针对历史上的组织与人物,前后讲过若千次,也以记录结集成书,以享社会大众。凡此尝试,将我读史生涯,拉进了另一天地。
自从合清大学历史系受业,师长向我传授了相当纯粹的学院式研究。数十年来,在历史专业中,一个一个专题,大致都是搜集资料,找出现象,以数据检查一些假设,再由若干假设中考证一些为结论。我一辈子的工作,涉及典章制度、社会演变、经济发展、文化形成过程……不论是专题论文,还是专著,都遵循师训,符合行规,不敢逾越。然而,前述有关领袖与组织诸项题目的讲演,听众不是学术圈子内的同行,我不能不大胆地简单化复杂的历史现象,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解释。从专业的行规来说,这种评述历史的方式,已属逾出常规。但是,我也曾有所反省,逐渐认识了史学的传统,本来即有鉴古论今的一环。如果从严谨的专题研究中,简约一些可以察知的论述,也未必是离经扳道。学史者须在史学、史识、史德三方面,都努力用功,至于是否有史才、叙述时是否能有笔如据的能耐,则多少有关天分,不能强求。我自忖若能将专业的知识,转化为有益于历史学界之外的读者与听众,又何尝不是另一项值得尽心的任务?
秉此信念,我才敢将中国文官制为素材,撷取其中的变化以及所以如此变化的条件,化约为历史的解释,当作管理学的课题。毕竟,中国广土众民,管理这么复杂的庞大群体,还确实不是易事。中国的文官组织:讯息的传递.上下层次不下四五层,分工合作,横向的专业单位,至少七八项;权威的继承与分割,成绩的考核与人员的进退;凡此种种,都是管理学必须关注的课越。中国几千年来,文官组织的成效得失,颇可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其轮廓。为此,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讨论,可谓是史学专业对管理学专业的他山之石,或可为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提供另一观察的角度。
如果本书的读者,竟因此对历史发生兴趣,当然是我所至盼。另一方面,如果史学界的同行,也有人愿意一试转输的工作,将自己专业的知识转化为可以应用于史学以外的姊妹学科,则更为我所企望。人类的知识,本来应合一体。从数据构建的实证知识,若能提炼为智慧,又本来是学术工作者应予尝试的志业,寄语同行,史学园地之外,还有十分广阔的大千世界,若能挟本行功夫,出关一游,也颇有可观之处。
本书出版,受惠于颇多朋友。首先,张维迎院长邀我来光华讲演,发踪指使,企划之功,可感之至。本书的内容,在光华的讲演记录外,还包括了在北大历史学系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讲演记录,如王天有、张希清、邓小南、田浩、牛大勇、李孝聪、阎步克、罗新诸位等都曾有指教,特此虞致感铭。党宝海、赵冬梅二位当场记录,党宝海、刘贞君、姬婷三位将录音转写为文字,遂得有此书底本,吴兴元安排出版,许医农负责编辑,均为本书劳心费力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香港商务印书馆方面的同人,则为本书出版工作努力推动,对这些朋友的心力,我特借此处致谢忱。
21世纪正是中国承前启后的转机。大陆、台湾、港澳、星马……各处的华人社会,均有可观的成就。身逢中国转变之机,中国人应有欣喜之感。但愿历史上的兴衰得失,对今天各地的中国人,能有借鉴之处,应避免缺失于未萌,厚培潜能于几微。我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,如能见到中国的和平盛世,即是最大的幸运了!愿占吉兆,拭目以待!
2005 年6月19日
于台北金龙湖